开创新世纪中国文物考古事业新局面

在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出现虽然可以上溯到20世纪20年代，但中国考古事业的“黄金时代”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迎来的。半个世纪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广大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国的文物考古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有一系列举世瞩目的重大考古发现。如云南元谋猿人等古人类化石，西安半坡等史前聚落，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古代都城遗址，殷墟及其小屯南地甲骨、妇好墓的发掘，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蜀文化遗存，秦始皇陵园及兵马俑坑，汉晋简牍，河北满城汉墓、长沙马王堆汉墓、广州南越王墓等汉代王陵，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北京明代定陵等。这些重大考古发现，极大地推进了人类起源及史前文化、中国古代文明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我过去在国务院工作期间，曾经分管过文物考古工作，向同志们学到不少知识，深感文物考古工作十分重要。在这里，我想就新世纪如何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国文物考古事业讲几点意见。

第一，坚决贯彻执行党和政府关于文物考古工作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党中央和国务院历来十分重视文物考古工作，早在50年代后期就确定了“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方针。改革开放以来，更明确地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考古工作方针和原则，为我国文物考古事业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是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文物考古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深刻分析文物考古工作的固有特点和自身规律以及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后提出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完全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文物考古工作的实际。

几十年来的实践表明，在现有经济、科学水平下，文物考古工作首先是抢救，主要工作是保护。正是在这些方针和原则的指导下，进行了全国性大规模文物普查，重要的考古发现与日俱增，大批珍贵文物及众多古遗址、古墓群和古建筑得到妥善的维修、保护及展示；正是遵循了这些方针和原则，新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才得以迅速发展。这不仅有效地保护了文物，而且为研究人类起源与文化演进、为重建中国史前史、为揭示中国文明起源和中国历史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材料。今后，这些方针仍然是我们开展文物考古工作必须遵循的准则。

大家知道，保存至今的古代遗址、墓葬、建筑和各类文物，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的真实见证，是民族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是中华民族的“铁卷文书”。一旦失去，将不可复得。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对它加以保护。维修是保护，原状保存是保护，科学的发掘和研究也是一种积极的保护。只有有效地保护，才能谈得上开发和利用。

当前，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倾向，急于对文物古迹进行大开发，急于对古代帝王陵墓进行发掘和展示，这是脱离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和文物保护水平实际的。盲目的开发和发掘，实际上是一种破坏，将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惟有科学的开发和发掘，才能起到有效保护的作用。我们今天做不到的事情，不能不顾现实去做。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加强保护，留给我们的子孙。这是我们的责任。一切不具备条件，或现在可挖可不挖的地下文物，包括帝王陵墓，都应保护好。要挖，必须严格执行报批制度，绝不能擅自开挖。这是国务院的权限。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不断出现文物考古新发现，文物考古工作，尤其是文物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希望文物考古战线的同志们，努力探索新形势下文物保护的新机制、新途径、新办法，开创文物考古事业的新局面。

第二，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在文物考古，尤其是在文物保护方面的作用。文物考古工作有其自身的特点，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如果违背了这些特点和规律，就会事与愿违，就会好心办坏事，造成巨大的损失，甚至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在这方面，过去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惨痛的失败的教训，我们要认真记取。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一是要在决定重大问题之前认真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二是要在工程和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和完成以后，发挥专家学者的指导、检查和监督作用；三是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咨询和监督机制。文物考古工作是一项专业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依靠专家学者是这项工作的特点和基本经验。建国初期周总理就定了这样一个原则，几十年来行之有效。专家学者是这个行业的保护力量、科学力量，是支持者，不是阻力。这条经验，也是世界考古界、文物界的共识。要多听专家的意见。现在文物考古领域学者多起来，是好事，要鼓励交流、讨论、争鸣。一个古墓挖不挖，如何办，争论争论只有好处，越辩越明，不会造成什么损失，只会更周全，更稳妥。我始终认为，在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这些问题上，争论只能带来益处。不要认为有不同意见、有争论就好像损失了什么似的。保存了一千年、两千年的东西还是在地下保存着嘛，我们在地上争论争论会有什么损失呢？重要决策，是不能离开科学研究和科学讨论的。

第三，要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办得更好，使其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专门研究机构的作用。为此，一是要积极研究考古学理论和方法，要大胆学习国际上的先进方法，先进的技术，努力提高我国考古学的水平。要赶上去！二是要正确处理好考古发掘研究和文物保护的关系，积极探索通过考古发掘促进文物保护的新路子。科学的考古发掘，对文化遗址来说是一种积极的保护。过去做了很大的努力，有不少成功的经验。不但文物要保护，重大遗址也要尽可能保护。例如西安半坡、偃师商城、汉唐长安和洛阳城等许多大型聚落遗址，都是通过科学、有效的调查钻探和重点发掘，搞清楚遗址的分布范围和文化内涵，为实施保护提供了必要的学术支持，也预防了在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对文物可能造成的破坏。三是要始终把“出成果、出人才”作为全所一切工作的重点，多出精品科研成果，多培养和造就优秀的科研人才。要有一批铁心探古释疑的研究人员，既要有老中年专家，也要有年青人，代代相继，永续篇章。四是要加强国内外的合作和交流。文化遗产、考古发掘的遗迹和遗物，不仅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我们要更好地加强国内学术界的友好合作，也要大力加强同世界文物考古界的交流。

最后我想说的是，文物考古事业是一项崇高的文化事业和社会科学事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奋斗在文物考古战线上的同志们应当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文物古迹、文化遗址，是我国5000年文明的历史积淀，是各民族创造出的灿烂文化的实物载体，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是一部中华民族永恒的史鉴。我们必须把它们保护好。保护好文物，就是保护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就是保护中华民族伟大历史的见证。因此，做好这项工作，也就是对中华民族的重要贡献。考古学作为根据实物资料研究古代历史的一门学科，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弘扬伟大祖国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激发爱国热情，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希望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同全国考古学家一道，中国的考古学家同世界考古学家一道，在新的世纪进一步发展和繁荣中国和世界的考古事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